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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佛教是中国佛教走出去的特色品牌

来源:江西省佛教协会官方网站   发布时间:2017年1月4日  

2016年12月18日,旨在促进“一带一路”佛教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由北京华夏文化交流促进会主办的“一带一路”佛教文化战略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南昌佑民寺方丈纯一法师,深圳弘法寺方丈印顺法师,中国军事教育学会士官教育研究会理事、国家开放大学八一学院院长张一尘大校,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顾问王志远,国家宗教出版社社长任继春,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刘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黄克克,北京华夏文化交流促进会副会长苏慧林,北京华夏文化交流促进会秘书长肖雨青,中红网总编江山,新疆福成集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安江,资深电视人李嘉辉等出席了研讨会。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纯一法师在研讨会上做主旨发言。纯一法师深刻指出:中国佛教的特质就是大乘佛教,就是菩萨道的佛教。八大宗派、五大菩萨和《汉文大藏经》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成果与良好载体。以下为纯一法师主旨发言全文,大公佛教新年特别刊发,以飨读者。  

      与近年来中国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的快速发展和影响力日益增强相比,我们在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等“软实力”方面的国际影响力还远没有发挥出来,至少远不能与我们的综合国力水平和悠久的灿烂文明相称。

      在主持中央政治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佛教“走出去”,既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关于佛教文化走出去的必要性,讨论较多,无需赘述。

      对于“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还有诸多论述,如:“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这些论述为我们讨论“中国佛教走出去”提供了精神指引和总的遵循。对此,我谈几点个人的具体构想。

       一、中国佛教走出去的前提

       中国佛教走出去的前提,首先要“内修其身”,加强中国佛教自身的“主体性建设”,这也是夯实中国佛教文化建设的根基和前提。

       所谓“主体性”,其核心应该是“中国佛教”,或者说“中国化的佛教”。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了漫长的“中国化”的进程,其结果就是建立了中国佛教的“主体性”,使中国俨然超出了作为佛教第二故乡的意义和价值。中国的高僧大德和知识精英们对佛教的思想义理、修行方法、清规戒律、组织形式、传播方式,以及如何把握政教关系、处理宗教之间的关系等方面,都融入了中国文化的基因与精神特色,最终使佛教成为“中国的佛教”,而不是原封不动的“印度佛教”或者其他国度的佛教。

       大多数人谈到“一带一路”,更多的是联想到茶叶、丝绸、瓷器、香料等大宗商品的“器物”交流,而忽略了丝路文明上尤为宝贵的精神文化的交流。可以说,佛教就是“一带一路”输送给中国最宝贵的礼物,因而也形成了佛教意义上的“一带一路”,为中华文化增添了新鲜的血液。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本土的儒、道文化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绚丽灿烂的文明。

       实际上,随着时代的发展,佛教中国化过程仍将持续,换句话来说,也就是适应当前的时代与所处国际环境的问题。客观来看,关于这方面的深入挖掘和研究,做得还很不够。既然要“走出去”,与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沟通与交流,必然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佛教的特殊之处究竟在哪里?它与其他宗教,或者与其他地区的佛教区别在哪里?中国是不是佛教文化的高地?我认为,中国在唐代就已经是世界佛教的高地,向周边国家输送带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那就是大乘佛教,它是中国佛教的基本特色与优秀品牌。这是中国佛教走出去必须首先要明确的,并且要大力弘扬的。那么,大乘佛教的基本内涵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高僧大德在学习、吸纳、总结印度佛教思想的基础上,融合了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进一步创造性的演化而形成的汉传佛教八大宗派(唯识、三论、天台、华严、净土、禅、律、密,前四宗侧重义理,后四宗侧重实修),这就是中国化佛教的主轴。因此,尽管我国三大语系具足,大小二乘并存,但我们还是要集中精力,在汉传八大宗派的基础上,结合藏语系的大乘译典,进行整合,进一步归纳、总结和完善当代中国佛教自身的修学体系,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这就是我所说的“主体性”的问题。进而言之,“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这也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

       由此引发的思考是,“中国佛教”和中国佛教文化又是什么的命题,需要我们好好归纳和总结,找出其规律与走向。概言之,中国佛教的特质就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的主要内涵就是八大宗派,呈现给我们的精神就是菩萨道精神(“震旦多大乘根器”),中国就是菩萨道的国度。八大宗派、五大菩萨(南传佛教菩萨道思想尚未展开)是中国佛教精神的集中体现。既然中国是菩萨道佛教,或菩萨道国度,讲好菩萨的故事,结合菩萨与众生的关系(《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指出: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阐释普度众生、兼善天下、和谐万邦与当前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相得益彰,也为消解中国威胁论,实现中国梦,争取最大公约数,致力世界和平提供推陈出新的思想理念与活力源泉,通过弘扬大乘佛教的菩萨道思想来对外表述中华文明的品质,也可以充分展示我国对外平等互助、和谐共生的良好愿景,中国梦也就是菩萨的梦,人民大众的梦,也是世界梦的主要组成部分。

       从思想的成熟与文本的载体来看,历史上,汉文《大藏经》的不断完善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成果与良好宝库,如果能够在未来进行新的结集,那将是一件盛事。唐代的繁荣与国际地位,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通过汉文编纂的《大藏经》成为东北亚佛教共尊的文本,朝鲜半岛和日本国以及东南亚各国的许多重要文本都是中文版本,中文的话语权在唐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通畅、殊胜、高峰。这些都需要很好总结和反思。

二、中国佛教走出去的传播方式

   中国佛教走出去,也需要讲究方法论,即需要选择精准的“承载方式”或者传播方式,方可收到良好的效果。也就是要“外化其形”,以便丰富中国化佛教的“教化载体”。不同的宗教,不同地区的佛教,都有它特殊的表现方式。中国佛教走出去,必须要找到最能展现中国佛教的价值观念和中华佛教文化独特魅力的承载方式,淋漓尽致的发挥好,展示于国际社会的面前。

   这里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个是佛教文化,包括佛教书画、音乐艺术在内的丰富的佛教文化,是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级非遗名录中已有八九十项与佛教相关,如智化寺京音乐、五台山佛乐、唐卡,和影响较大的江南佛事仪轨,如金山焰口,其他各种忏仪如大型的水陆法会等,有的也在申报之中;一个是佛教的“修行载体”。无论是八宗的出现,还是“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以至近代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提出,都是在佛教中国化的同时,赋予了佛教更加强大的活力和生命力。其中,“话头禅”和“默照禅”以及天台止观的修行方法等,都是中国佛教最具特色的承载方式,只是路径与侧重点不同。前者在现实操作层面更为方便,容易超越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壁垒,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是后者是中国佛教走出去的核心和本质,是佛教深层价值的载体,或最终的目的。两者应该协同并进,不可偏废。如何平衡这两种方式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我国佛教在国际交流方面比较成功的有:佛陀的圣物供奉展示和世界佛教论坛与代表东北亚和平的黄金纽带——中韩日三国佛教会议等活动。但是,并未能真正走出去,扎下根来。


三、中国佛教文化如何走出去?

       要扩大中国化佛教影响力的“广度深度”,“广济众生”,作为文化的中国佛教,无疑是最好的纽带。至于如何走出去,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重视。

     一是要注重向西方文化的边缘地区的传播,比如东南亚、东欧、南美洲。现在通常的做法,是把传播的重点放在西方少数发达国家。这样做的好处是具有象征意义,但是实际利益比较少,而且要在这些国家真正扎根下来并不容易,受众群体也往往局限在华人群体。如果能够将视野放得更为广阔,阻力相对较小。

      二是要注重立足于当地文化和社会各界。近年来,中国佛教在海外的传播,基本上是先从世俗的公益慈善、教育等方面着手,逐步取得当地民众的心理认同,然后再开展宗教活动。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有效的弘扬方式,尤其在周边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但是,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就没有这方面的优势,所以,要契理契机,不能仅仅局限在慈善教育方面。

      中国佛教走出去,也同样会遇到一个“本地化”的问题。因此,佛教传播要立足当地文化,并要以大乘佛教的“四摄法”(布施、爱语、利行、同事)广泛深入参与到当地的“社会事务”中去,对当地的社会事务提出带有独特视角的观察与态度。这些举措,需要在世界各地建立实体性的“点”,“点”的规模不一定要很大,但是一定要能够“接地气”。国际上的宗教团体的运营,有很多“国际上”通行的惯例,这与国内的情况有所不同。只有深谙、融汇这套规则,经过长久的努力,才能真正完成与当地文化的适应和融合。

      三是要注重发展国际上的“佛教信仰人口”。信仰人口的基数与话语权是成正比的。要在西方文化的传统中发展“佛教信仰人口”,必须有相应的“方便法门”,禅宗、净土宗有着很大的潜力,自力与他力法门的综合运用,方能不拘泥形式,彰显实力。

      四是要注重在组织形式上加大力度,增强“主导”意识和担当精神。当今既有的世界范围的宗教、文化组织,背后大多都有国家利益之争的影子,甚或大多被欧美国家控制,在这个范围内做到和而不同,包容、互尊、共处就好。只有发挥中国佛教的特色优势,建立中国佛教特色修学体系为主导的国际性佛教组织,才能取得制定佛教国际共尊的规则,真正取得国际宗教话语权。

四、中国佛教走出去的人才培养战略

       中国佛教走出去的任务,终究是需要以僧才为主体来完成。这些僧才,最重要的是在佛教学识和修行上有造诣。其次,还必须要具有弘传中国佛教优秀文化的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具有坚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又具有开放的思想观念和国际视野。这个问题也谈得比较多,我想指出一点:对于僧才的培养,不仅仅是国际语言训练的问题,更是理性与非理性思维训练的问题;不仅仅需要理论修养,更需要宗教上有造诣(既通宗又通教,经律论与戒定慧同步优秀的复合性僧才),时代呼唤“现代高僧”的出现。佛教教育与互联网佛教的运营,专业性的佛教人才培育与专业性的佛教学校的设立也迫在眉睫。

       中西文化差异很大,西学东渐已经近200年了,但是对思维方式差异的认识却远远不够。对于中国佛教界人士来说,更是一个瓶颈,需要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广阔的胸怀和前瞻的视野来重新审视。

      佛教是一带一路带给中国的思想瑰宝,我们既是佛教传统的“继承者”,也是继承发扬佛教宗义的“守护者”,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的“实践者”,同时,更是发扬中国化佛教优秀传统的“教化者”。中国佛教走出去,不仅仅是佛教僧团内部的事,也需要政界、学界的大力支持。应该呼吁相关部门,对佛教团体走出去给予“方便法门”,建立支持佛教走出去的政策环境与合适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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